博士后——博士“厚”
李辉：1996年毕业于复旦附中并以上海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遗传学系。2000年本科毕业后直升复旦遗传学研究所就读研究生，师从于金力教授。2002年协助金力教授筹建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2005年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生物学专业博士。博士毕业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遗传学系做科研助理博士后。李辉从1998年开始从事人类生物学的田野调查和实验研究，走遍了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很多地方，长期在深山老林艰苦工作，调查并采集了大量民族群体的人类生物学样本，分析了南方民族群体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发表了数十篇相关论文。在博士论文《澳泰族群的遗传结构》中，李辉初步构建了分子人类学的自然哲学，总结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并利用翔实的数据和严密的分析层层剖析了南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重构了百越民族的发展历史，为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曹莹：197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96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并获常州市华英文教基金会奖学金。1999年师从孟安明教授，进行斑马鱼胚胎发育的研究。2000年取得学士学位后，继续在该系攻读博士学位，系统学习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发育学，着重研究了成纤维生长因子在斑马鱼胚胎早期发育中的作用。200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遗传系，研究多囊肾的发病机理。
马: 什么时候决定读博士，为什么要读博士，做了哪些准备?
李：我从小就喜欢做研究，喜欢把问题搞清楚，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想一辈子做研究，也没有想过做什么别的工作。本科的时候我的学习比较轻松，没有刻意地去背诵什么东西，考试的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扯”，幸运的是总能扯对。我的很多选择有偶然的因素，我原来一直对生物的各个领域都很感兴趣，进入到人类学研究是因为我大一末的时候跟一位读研的师兄去做社会活动，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那次活动非常对我胃口，我们做得很好，出了很多成果。然后我就在导师金力的实验室开始做研究了，那时他刚刚从美国回去筹建这个实验室，我就参与进去了，成了实验室里资格最老的人。我是在大二的时候开始做实验研究的，进入实验室一做起来，就收不了手，更舍不得走，所以就一下子读博读上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出国读博士，没有那样的需求，因为那样的话我的研究就有很大的损失。我们这个学科在国内是刚起步，有好多工作可以做，我根本舍不得走。我想如果我在复旦找不到合自己胃口的老师或者研究方向，也许也会考虑出国，但出国不会是我的目的。我只是觉得一个地方有我喜欢发掘的问题，我就会去做。
莹：我在快毕业的时候其实想过找工作，但生物的本科毕业生很难有合适的工作，我们系就没有本科毕业直接工作的.。当时不想出国，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从事科研，那时候也不知道来国外要干嘛，觉得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人生地不熟，实在没什么动力。大四时面临选择直接保送硕上或博士，我觉得大多数读了硕士的人都是为出国做准备，所以就决定读博士，这样可以多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决定自己的职业 。
蕴：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这条路可能是条不归路，博士毕业的时候可能更难做决定了，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莹：我当时倒没有想太多，因为读博士中间也可能有很多别的机会，事实上也有人博士中途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就退学去做了。
马：你们为什么决定来耶鲁来做博士后？
李： 我博士毕业后唯一的路子就是出国，因为复旦是不可能留我下来直接工作的。我的博士导师希望我在外面呆一两年就回学校任教。我没有想过特意到哪个学校做博士后，当时发了很多信到美国，正好我现在这里的导师和金力共同工作过，向他询问了我的情况就让我过来。
莹：读了研究生后，觉得这个学科还挺有意思的，随着你对一个领域了解得多了，就会越来越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本科教育失败的地方，我们在本科学习所接受的教育和我后来做生物实验实际所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本科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背很多知识，却没有被激发起对这个学科的兴趣。老师们习惯于把现有的知识告诉你，有的老师甚至是念书。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把整个学科的体系发展及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告诉大家，告诉我们每个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哪怕就是讲些生物界的八卦趣闻，都能激发起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在读研期间，我对学科的了解多了，就更感兴趣了，决定留在这个领域里。快毕业的时候，我开始找国外的实验室继续发展。来到耶鲁很偶然，因为我当时想用生物模型做疾病研究，就申请了美国很多学校。我博士论文是用斑马鱼做胚胎发育研究，现在的实验室也用斑马鱼做疾病病理研究，所以一拍即合。
马：你们在做研究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人或事？
李: 其实有很多人对我影响都比较大。比如复旦的卢大儒老师，他讲课很好，也特别喜欢做伯乐。一旦觉得那个学生有出众的地方，他就喜欢把它发掘出来，我当时就是被他捧出来的。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写过几篇论文，他发现后，很喜欢，就经常给他的研究生看，还带着我去见其他领域的专家。谈家祯老师也经常让我到他家里去聊天，给我很多鼓励。最后当然就是我的导师金力了，他对我特别宽容。我不知道别的导师怎样，他给我们很大的自由，给我们指一个大方向，然后告诉大家有哪些具体的课题要解决，你对哪个感兴趣，就可以去做哪块。他的这种方式对自主性强的学生很好，但是对需要别人不断指导的学生来讲，就不适用了。从我研究生二年级开始，我在很多自己做的课题上，就走得比较深入了。如果说有什么别的影响让我走上这条道路，我想家庭也是影响很大的。因为我家是中医世家，从小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就教我认很多草药。中小学的生物课内容太少，但我一直很喜欢生物，我高中的几位生物老师对我都很好，让我随便使用他们教研组的仪器设备标本等，我经常拿显微镜，把各种东西看一遍；有时还把他们蒙满灰尘的贝壳标本分类，可是说我的选择主要是兴趣决定的。
莹：可以说像李辉这样因为兴趣选择生物的人很幸运但也不多。很多人选择生物都是因为外界的影响，比如觉得出国容易，没有数学物理那么累等等，甚至还有人是因为别人都选，分数线高才选的。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的导师孟安明对我影响很大。我不像李辉那样完全是兴趣引导，完全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探索的过程就很重要。 可以说是孟老师把我带入了这个领域，并让我决定留在这个领域。他是那种非常热衷科研，每天都想着科研的人。他的生活就是工作和打篮球，非常简单。他也很勤奋，每天早上8：00就到实验室，有时晚上11：00才离开。我是他刚从美国回国后带的第一个直博生。他的指导很细致，比如说帮你制定大的研究课题，根据具体问题的结果调整分析，决定下一步。在读博这个过程中，我对生物的了解加深了很多，理解了生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科：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到个体水平来研究生物体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我才逐渐建立起对生物的兴趣，并决定继续从事生物研究。
马：你们觉得博士后的研究和博士时期的研究有什么区别？
李：我觉得金力老师指导我们的方法，就像是这边指导博士后的方法。所以最大的区别就是老板换了。
莹：我觉得在这里自主性很大，独立性更强了。
马: 你们觉得自己在读博时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李： 没有总结过，还是有不少的。但是我的本科，硕士，博士的界限不是很明显。本科的时候，行业的规范都不懂，更多的是按照别人定好的规范来做，读博士的时候很多是自己造规范，创新性更强，对很多已有方法的批判性也会更强。我读博士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培养”出了一批分子人类学的“粉丝”。他们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却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也经常能把其他学科好的想法带入这个领域。
莹：我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生物这个学科，找到了兴趣，并确定了自己想做的领域。并且自己的职业的方向也变的更明确。现在我就想继续做科研。
马：你们在能否比较一下在中国和在美国做研究有什么不同？
莹：国内的硬件设备比国外的好。刚来美国的时候挺不适应，因为国内我们这个领域比较新，所以设备没有升级换代的问题。出国前我听人说过这个问题，但没想到这边有的机器这么旧。但是其实设备并没有对我们做研究有那么大的影响，很多试剂的质量更重要。美国的耗材比较好，这里的生物公司提供的东西特别好。如果在国内定购国外试剂，要花好久时间，而国内自己生产的很多耗材质量都没有这么好。
李：我出国前老板就说，美国最好的实验室就是能用很差的设备做出很好的成果。对于我做的人类学来讲，在中国我们做了很多田野工作，而且学校可以提供很多资源让我们去做，比如利用共青团三下乡的机会，义诊的机会去做研究工作。缺点就是有很多行政的应酬，占用了不少研究的时间。在国内的好处，就是每个团队都比较大，有很多本科生，研究生可以和博士生一起做；在美国，很多很烦琐的事只能自己做，在国内有些工作比如清理试管的工作都有清洁工来做。
莹：国内的梯队建设比较好，合作比较多。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有的时候节省了资源，但有时候也有责任不清的问题。管理不好的话会比较混乱。
蕴：从导师来看，似乎要看每个人遇到的实际情况，因为国内也有很多从国外回去，能够给予学生很好指导的老师。
马：你们对学生物或者人类学得大三、大四的学生选择出国有什么建议？
李：我觉得没兴趣，还是早点决定是不是要转行。很多人出国读到半路，又觉得没意思，就成了鸡肋。如果有兴趣做研究，我觉得在那里都能做好。
曹： 现在国外优秀的导师回国去，在国内受教育不一定会差。对一个没想清楚出国为了什么得人还是谨慎为好。因为在中国，无论和导师还是同学交流都更容易些。如果确定要做学问，国外也有对口的导师和方向的话，尽早出国比较好。这里的研究生系统更加完善一点，至少不用上很多和研究毫无关系的课。我觉得美国的老师对教学和科研都很重视，也许跟耶鲁重视教学的传统有关。国内的老师太重自己的科研，不够注重教学。
马：你觉得到美国来做博士后对你的研究改变大吗？改变主要在哪些方面？
曹：有比较大的改变，会更严谨一点，这里的探索性更强，对实验结果的质疑性也更强。因为这里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了别人的工作，比如通过各种讲座了解业界最新的发展等等。
马: 你觉得美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校管理和中国有哪些不同？
莹：美国学术态度严谨一些。这里老师要保证在学校的工作时间，对老师在校外兼职也有严格的控制。
李：在国内的研究中，权威主义影响很大。但学术研究应该是实证主义，在国内你有一个发现，最后是否能认可可能要看多少人能够接受。管理方面，美国对申请研究经费以及如何使用经费要比国内控制得严格很多。
马：能否谈谈美国的博士后体制？和国内的博士后体制有什么不同？
李：完全不一样。美国的博士后是找工作之前的一个过渡，并不是一定需要这个过程的，如果能直接找到教职，就不需要做博士后。中国有严格的入站出站规定，搞得跟一个学位似的。
马：你们今后有什么计划？
李：有很多想法，我很喜欢自己的母校复旦，复旦没有的很多东西，我很想让她有。比如复旦没有历史，自然博物馆，很多很好的文物如果没有人管，都会扔掉了，如果有博物馆，既能够很好的保存这些文物，又能做教育用，还可以展览创收，同时可以培养很多学生的兴趣。复旦也缺少一个人类学系，我希望这门学科能在复旦茁壮成长。
李辉和曹莹都是生物医学领域极具潜力的研究者，他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在中国一流的大学接受本科、研究生教育，在美国一流的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访谈中涉及到很多中国和美国在科学研究上的区别，我觉得这两位学者在做比较的时候也像做研究一样科学、严谨，而不是一边倒地认为美国就是好。他们在做选择的路上各有不同，但都传达了同样的一个信息：尽早地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兴趣的引导做出理性的选择。博士后这个被我们认为“最高学位”的称呼其实只是博士毕业后的一个工作，但在学术的道路上，他也是一个厚积薄发、博学笃志的里程碑。